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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需要研究中国实践，通过“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一文“倡导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着力构建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李志军、尚增健，2020）。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重要的管理学理论也都源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回答了时代课题。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基于辩证思维，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如火如荼，管理也从线性管理开始转型到生态化、平台化，传统的科学范式正在被颠覆，新的科学范式初露端倪，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近年来，以华为、海尔、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勇于探索，在融合东西方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创新管理模式，实现由追赶到超越的跃迁。中国领先的管理实践已成为能够孕育出优秀管理思想的沃土，但是管理理论滞后于管理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中国管理学者讲出、讲好中国故事。此外，中国营商环境生态优化政策，管理的生态化转型等新的生动实践体现出了整体和系统的新发展理念。与此同时，西方科学范式也正在发生转移，整体论在西方崛起，复杂性科学方兴未艾。东西方在整体性思维上出现了融合，这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契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研究中国问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复杂挑战贡献中国思路和方案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使命和担当，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明晰何为“故事”。根据《新华字典》，“故”意为旧的，亦可意为原因，表示因果连词。“事”意为事情，亦可表示关系、责任。所以，“故事”即有两层含义，一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一为其中隐含的因果联系。因此，讲好故事不仅需要厘清事物如何发展，更需要阐明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讲好故事的本质是对所研究管理实践的机制性解释。解释依赖于范式，东西方由于文化、立场等范式上的差异，解释可能存在不可通约性。由于观察者的理论负载问题，以及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学发展处于“照着西方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管理实践”的“照着讲”状态（盛昭瀚等，2021），虽然可以看到既有西方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世界，但是难免忽略中国视角下的另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实践世界，也缺乏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贡献（Jia et al.，2012）。事实上，长期致力于用既有理论解释现象使得我们的管理学在原创理论和方法发展方面存在短板。基于此发展起来的管理学，也缺乏理论原创性。范式差异和理论承载问题可能造成了看到的世界不同，讲出的故事难以被理解，或者被片面的理解，容易陷入不带理论的经验主义或者带着“有色理论眼镜”看世界。
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逻辑不分东西，而经验是分东西的。科学范式转移背景下，东西方底层思维出现融合（整体论）。未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结合逻辑与实践，把握好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历史与时代的统一
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扎根本土情境。从纵向时间的角度来看，即为历史与时代的统一。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古为今用，赋予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从当代视角来看，管理学者需要采用历史性的研究手法，从历史脉络里探究管理实践的演化路径。即使是短期的管理现象，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抛之不谈，仅关注某一时刻的属性和特征，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浅薄的，也就没有科学性和普遍性可言。
理论与实践统一
从研究中国问题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辨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2018）。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实践主体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学研究中的“真”问题即为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的问题。理论如果与实践始终脱节，管理学理论走向的结果只能是遭遇“信任危机”（Harley，2019）。因为休谟“归纳问题”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不完整的世界。因此，实现实践与理论统一，管理学者既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实践中存在的“真”问题，也要运用理论和逻辑弥补实践观察的不足。
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
立足于管理学的学科性质，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后现代主义认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故而除了科学属性外，管理学研究也同时具备艺术性和人文色彩。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性既存在于管理理论本身具备的社会、历史、人文等情境底色上，也存在于故事这一理论载体中。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语言运用活动是一种文学表演，通过这种呈现，读者回应得以产生（Van Maanen，1995）。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将“讲理”与“陈情”结合起来，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
从中国故事讲到世界故事是本土管理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结果。理论的普遍性并不等同于普适性，而是在对比、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使得特殊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要求。讲好故事应该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讲出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得到了某种特殊结果。讲出特殊性，但不能为了特殊而特殊。还要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产生共性结果，形成共享性知识。
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统一
基础主义认为知识是有层级关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知识结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统筹上层和下层知识，将上层知识建立在基础知识上，层层累积形成一个稳固的“金字塔”。
综上所述
如何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可以概括为3个步骤，需要把握好5个辩证关系。首先，研究中国问题，重在把握历史与时代的辨证统一关系，利用好中华优秀的文化资源，从实际出发，探讨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其次，讲好中国故事，重在把握好管理学科的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归纳提炼出紧密联系实践的“真”理论。最后，从中国故事到世界故事，重在把握好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关系，实现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的统一，形成一个由哲学、方法论、上层理论与中国实践等构成的金字塔体系，从而形成具有世界共享性知识的中国方案。
